大数据的发展改变了信息的性质，进而改变了公共决策的过程和范式。为了更好地回应这种改变，信息处理需要更加快速、科学，这样决策才能更加智能，政府才能更加"智慧"。由此，智能政府建设需要格外关注组织分配资源和收集决策信息的方式，但目前该议题仍缺乏基本的科学框架。注意力机制揭示了智能体如何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快速筛选和判断有价值的目标，这启迪了智能政府建设。然而，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中，既有讨论主要聚焦于行政和政策的注意力要素，注意力机制也坍缩成了简单的概念，从而丧失了因果机制与解释能力。因此，有必要通过解释和优化的路径，将注意力机制进一步引入智能政府决策信息的学术探讨和实践活动之中。

本文基于DPSIRC框架，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和控制六个维度，构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融合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进行主客观赋权，借助TOPSIS综合评价法计算疫情前后城市韧性指数，多视角分析长三角区域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韧性水平，刻画城市韧性在疫情冲击下的时空特征演化。研究发现：我国疫情防控常态有效，长三角城市群的韧性水平呈现出“一超多强”、稳中有升的局面；相较疫情发生前，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韧性水平在疫情冲击后仍实现了金字塔等级结构上的攀升；长三角区域存在多个高韧性中心城市，受疫情影响，高韧性中心城市与低韧性周边城市的韧性水平差距有所增大。

在网络问政向网络理政深入转变的过程中，作为网络理政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回应，对赢得公众信任、提高公众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政府回应等理论，借鉴顾客满意度经典评估模型，从感知质量、感知价值、政府形象三个视角构建理论模型，解释政府回应的不同表达方式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并利用文本自动计算方法对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政府回应的重视度、政府回应的真实度对公众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回应时间间隔对公众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负向影响同样存在于政府回应的相似度与满意度的关系之中。而政府回应的丰富度和说服度会受到公众诉求未解决的影响，与公众满意度之间并不存在正向关系，同时发现政府回应具有僵化回应现象。研究结果对于提高政府回应质量、提高公众对政府回应的满意度、维护政府公信力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跨层级介入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治理网络舆情的重要方式，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多层级治理体制在网络社会新场景下的转型。网络社会驱使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形成“共同在场”的风险共同体并同时承担起政权维系和公共治理两个职能，当代中国的多层级治理体制也因此由统治分离转向“统”“治”重合。本文借助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验证了公共治理职能上移和政权维系职能下移与政府跨层级介入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结果发现突击维稳型、舆情延宕型、催化议程型、政治窗口型、价值溃提型和诉求积蓄型是触发跨层级介入的六种条件构型。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进一步延伸了我国多层级治理体制的类型学划分；现实意义在于，提出我国信息社会里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的职能再划分以及属地负责制的重构。

不同于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数字金融对居民物质福利的影响，本研究首次评估了数字金融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本文将数字金融指数省级数据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匹配，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削弱作用。数字金融的幸福削弱效应在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中都存在，但在后一类群体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会通过使居民形成物质主义价值观和损害其心理健康来降低幸福感。因此，应重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发展质量，从而实现居民物质福利与心理福利的同步增长。

在工厂、车间与商业实践中，对缺乏研发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的个体创业者与中小企业来说，通过内部原始技术创新打破路径依赖，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作为一场颇受关注的产业技术革命，平台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外部动力。本文聚焦于低技术中小企业，它们虽然共同参与了平台生态系统的建设，但其创新机制却较少受到关注。与平台持有者以及先进制造企业相比，它们对平台经济的反应不一，存在着全然不同的商业逻辑与创新路径。通过对中国两类电商市场的田野调查，本文发现了平台中农村创业者的具体样貌、传统制造业转型，揭示了消费需求驱动对价值链产生的潜在影响。研究表明：平台模式下，生产不再局限在纯粹生产力的维度，而更多表现为生产关系；低技术制造业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为中国加工贸易迈向服务贸易提供了一条现实通路。这对理解中国制造的新特征大有裨益，也是突破路径依赖的可行方式。

依历史逻辑，以数字劳动内涵、特征为主线，综合梳理国内外数字劳动研究的承嬗离合，发现学界对数字劳动概念的理解已从追本溯源式的文本考察过渡至实践应用逻辑主导的反思。当前学界聚焦的核心议题主要集中在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剥削与异化以及非资本主义的数字化社会探索等方面。本土的下一步研究将会立足我国现实，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在理论资源从单一走向多元、学术话语从封闭走向融通、问题解决从抽象走向具体、研究主题从一般走向特殊等四个方面展开，找寻既克服数字劳动隐匿剥削弊端又保留其为数字生产力所带来的积极动力的方案。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农业农村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伴随着网络扶贫的深入推进，农村数字化发展与非数字配套机制不断完善，农村电商迎来了蓬勃发展。面向“十四五”规划时期，农村电商将在促进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消费潜力、重要战略衔接、新发展格局构建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是加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重点抓手和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农村电商也面临配套体系不完善、产业带动能力有待增强、消费潜力仍未释放等问题与挑战。基于上述，本文给出了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未来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体系建设，聚焦重点提升农村电商内生带动能力，加快探索农村电商的创新实践模式。

本文以刑法的立法规范和基本原则为切入点，研究如何将现行刑法体系中的刑事责任认定运用到以人工智能作为犯罪工具的场景中。本文立足于俄罗斯刑法中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立法与司法现状，对两种犯罪行为进行比较和分析。其一是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实施故意犯罪的罪责判定问题。有研究认为，在此情形下立法者和司法者应重新考虑罪责认定方式，因为人工智能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具备自我认知与意志，而传统故意犯罪的责任认定需要犯罪人的主观犯罪故意，故法院不能再依赖传统故意犯罪的犯罪要件进行判断。其二是开发者是否需要承担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的问题。人工智能开发者可能影响其创建的人工智能系统并使之具备伤害能力，假设人工智能研发者对人工智能产品所造成的危害不承担任何形式的刑事责任，则很容易导致负面的社会影响。但是，如果要求开发者必须考虑研发产品所有的潜在危险，也同样会产生不利后果。应当在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总而言之，本文认为目前刑法体系框架并不适用于人工智能犯罪领域。

随着全球范围内数字平台的崛起和垄断趋势的形成，文化生产的“平台化"已势不可当。《平台与文化生产》一书围绕文化生产的"平台化"现象，为读者提供了极富洞察力的分析框架。该书从市场、基础设施、治理等宏观制度层面探讨“平台化”对文化产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重点分析了劳动、创意和民主等文化生产实践如何在“平台化”过程中得以重塑。当前，中国的新型文化产业和平台蓬勃发展，亟待学者学习与借鉴国际前沿的平台研究，对“平台化”潮流展开更为细致和全面的研究。

人类科技发展带来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也为社会带来了挑战。《工具还是武器？直面人类科技最紧迫的争议性问题》一书从科技公司内部视角反思科技使用的结果，提出科技管理创新要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呼吁公共部门和科技公司加强合作。其中，该书提出系统性短视和监管的缺位是科技成为武器的系统性制度因素，并且进一步分析了监管缺位的原因。本文通过对书中内容的介绍，将书中观点置于现代性反思语境中展开讨论，反思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并且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逐步消除技术异化。

电子游戏作为日益火热的社会文化现象，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特别是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理解游戏本身、人与游戏的关系等问题备受重视，但游戏因具备种种新特性而往往容易被误解。那么，如何廓清人们对于游戏的种种误解，让游戏健康发展，让玩家可以在游戏中直面这个越来越多元的生活世界并反思自身，便成为学界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我们有幸邀请到著名青年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姜宇辉教授，请他为我们解读游戏的全新哲思。

在现代性语境中，尤其是在数字时代的今天，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样态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媒介。媒介并非简单的信息载体和可被使用的工具，而是具有内在结构和驱力的物质性系统。在存在意义上，媒介构成了塑形人与物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的场境。本文以福柯的话语分析所揭示的话语构序在媒介化意义上的重构为导引，试图将数字时代的媒介场境揭示为横向和纵向的双向度断裂，并在后者向度上展现基于媒介体系形成的垂直权力构序。基于以上探讨，本文将媒介理论延伸到本体论层面，试图提出媒介本体论范式的一种建构，并由此探索肯定性的媒介化之可能。

技术应用场景及其效果的不确定性与“无知”或"不可知"治理问题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行政国家的理性基质与工具基础。对于技术治理的社会认同因治理效能限度、伦理尺度失能以及“权力—权利”秩序结构失衡而式微，进而引发合法性危机。技术治理的合法性危机深植于基层治理公共性价值的退守和流失。因此，确证技术治理合法性基础、凝结完整的社会共识需要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共同担保，还要重启技术的民主化进程，构建一种集技术的自我约束、道德伦理规范和刚性制度规制的控制体系，助推技术治理的公共性旨归。

数据表征将原始数据转化为人工智能模型能够高效处理的信息，是连接容易治理的数据和难以治理的模型的桥梁。国内外法律正在探索通过治理数据表征治理人工智能：国内针对特定场景算法的专门立法明确纳入数据表征，但难以具体适用；国外个人信息保护执法对法律如何适用于其表征有具体说理，但尚未形成体系立法。综之，通过适当借鉴国外说理，国内既有法律可以清晰适用于数据表征，从而增强人工智能治理。结合法律、市场、伦理、架构等层面的治理进展，数据表征有望成为人工智能治理——包括未来相应立法——中的关键环节。

当前元宇宙技术蓬勃发展，为数据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元宇宙数据收集记录与当前数据收集记录相比，其范围突破了有限性，扩展到了用户自身及其行为习惯的各个方面，具有全方位性，因此具有更大的数据安全风险，亟待研究者以前瞻性眼光进行预测和防范。本文在探讨元宇宙数据、元宇宙数据安全概念的基础上，以元宇宙用户、元宇宙平台、国家三类主体为基础，探讨了不同层面的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分析元宇宙去中心化管理办法在数据安全风险预防和应对上的不足与弊端，提出应以多元共治作为基本原则预防和应对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分析我国当前元宇宙数据安全相关制度状况与缺陷，提出我国在多元共治原则下预防和应对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的具体建议。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推进，融入人工智能技术的服务机器人正在各个行业大放异彩，协助人类员工高效地完成服务任务。基于蓬勃发展的服务机器人态势，本文首先总结了服务机器人的实践和历史，并对机器人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总结。其次，本文进一步对服务机器人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并提出服务机器人的机遇和挑战。在明确下一代服务机器人是实现人机共生、交互认知的基础上，本文从哲学视角探讨了机器人是否存在意识，并归纳和总结了对机器人是否存在意识的现有研究，提出当前机器人具有“机器意识”的观点。最后，基于政策和技术两个方面对我国大力发展服务机器人提出了可操作的建议。

随着经济深度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政府建设的加快推进，中国信息数据领域的制度建设明显提速，中央政府在顶层设计上已经为数据"站稳"新的生产要素和治理工具地位做好了充分准备。不过，尚有大量细节性的体制机制难题需要地方政府创造性地予以破解，特别是公共数据这一兼具公共与市场两种属性的治理对象。本文旨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语境下，呈现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阐述地方政府在公共数据治理中面临的两大全新任务——开放和授权运营；其二是梳理各地已经取得的重要进展，尤其关注机制创新等方面；其三是简要讨论治理者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以期在数据治理的现有研究中补充一个“地方视角”。

社交机器人的设计者与用户都倾向于将机器人拟人化。本文以人类与机器人的关系为着眼点，考察该如何对这一关系进行概念化。目前围绕这一问题存在"天真的工具主义"与"不加批判的后人类主义"两种相反的哲学观点，它们与对拟人化现象和拟人化设计的各种规范性反应相关。基于对上述两项观点的考察，本文提出了第三种观点，即从批判性、关系性以及解释学方法出发理解人类与机器人间的关系。这一观点通过厘清机器人在使用与开发中所蕴含的人类维度，并将机器人严肃地看作更大范围的技术语境内的工具，同时规避了以上两项立场，并对它们所假设的二元论提出质疑。最后，本文探讨了第三种观点对社交机器人领域及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教育所产生的意义，提倡基于关系性理解对上述领域进行改革，并为用户—公民在其中可以扮演的角色提供建议。

延迟性是我们所知的法律的核心要素——解释法律规范并质疑其要求的能力取决于文本为公民提供的时间的空间性。当法律实践与应用进一步引入计算系统时，这些空间面临着崩塌的威胁，因为"计算守法主义"的即时性抛弃了文本天然的缓慢性。为维持该法律保护的性质，我们要明确延迟性在法律过程的哪些方面发挥着规范性作用，并确保它被如实反映在被引入的计算系统的示能上。这必然要求我们关注这些系统的设计和生产，并抵制弥漫在当代设计实践中的“效率”意识形态。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复杂经济学提出者布莱恩·阿瑟的《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一书，采用复杂性科学的视角，对技术及其进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剖析。阿瑟力图通过本书构建起一套关于技术本身的理论，认为技术是一个自我创生的系统。他归纳出技术的组合与递归特征，分析了技术的“组合进化”过程，将技术视为一个有机体。本文对该书主要思想进行了介绍，探讨了它带来的启发及局限性。

在《平台资本主义》一书中，作者分析了平台资本主义的历史，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三次经济危机如何与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关联。作者接着定义了“平台”,阐明了平台的特征并区分了平台的种类。作者分析了平台发展的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历史分析将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勾连起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律。该书在预测平台资本主义的未来时略显论述不足，但对未来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启发性。

金江军教授所著《智慧城市：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城市治理》一书，对于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该书分为五部分，首先介绍了信息化和城市化的时代背景，进而阐述了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进展，然后以互联网、区块链等为例，剖析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技术，再陈述了智慧城市建设的五大构件，包括“新基建”、智慧政府、智慧经济、智慧社会和智慧城市发展环境，最后强调领导干部应树立信息化决策思维，在学术研究当中凸显了前沿性和系统性。基于《智慧城市》一书，未来应厘清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智慧治理的学科关系，兼顾城市智慧治理的“工具”和"目标"导向，在关注技术问题的同时深化技术运用的研究。

新一代网络产品元宇宙被学界认为是“互联网的最终形态”。对于用户而言，元宇宙可以打造出类似于“第二人生”的拟态梦境空间。由于元宇宙具备强大的造梦能力，用户或将沉迷于虚拟时空而丧失主体性。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从商品生产发展到影像生产，通过打造景观世界来控制社会。元宇宙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数字资本主义发生了升级与嬗变，对社会的操控力进一步强化。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用户如何抵制资本的控制，涵养和保持主体意志，将是当下数字技术伦理研究的关键所在。

数字红利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多数研究从宏观层面剖析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而较少关注农民数字素养对其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本文基于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系统探讨了数字素养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数字素养对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中数字资源获取素养、数字技术应用素养和数字意识素养的作用更为突出。第二，数字素养，尤其是数字资源获取素养，对低受教育水平、中年农民和非山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有更大的促进效果，而数字设备操作素养和数字意识素养的影响相对较弱。第三，数字素养主要通过拓展社会资本、促进金融市场参与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本文对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促进农民财富积累、实现共同富裕有重要意义。

数字藏品是以区块链衍生技术为基础、以数字文创产品为内容的新兴事物。数字藏品的发展过程伴随着层出不穷的行业乱象，如何对这一现象进行有效的风险治理，是实务以及理论研究所面临的现实难题。数字藏品的发展，主要存在平台以及用户的民事权益无保障、过度金融化以及被利用进行刑事犯罪三类风险，其中被利用进行刑事犯罪是前两者未得到有效管控的最终结果。对数字藏品的风险治理，应在横向上以确定安全可控的技术方案为治理基础，充分把握各类规范作用，完善规范体系以划定发展空间；在纵向上把握平台这一关键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建立以“技术一规范一平台”为核心的三元治理架构:以此降低各类风险的发生概率并使风险结果可控。助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现，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线政务服务作为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载体，将在“数字中国”整体推进过程中为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贡献更加有效的基础性力量。为持续跟踪我国在线政务服务质量的生动变迁，2022年11-12月，零点有数全国政务服务监测课题组对包括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在内的55个重点城市在线政务服务质量进行了新一轮监测。课题组基于监测采集的一手体验数据，对当前阶段在线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成效和不足开展实证分析。

“十四五”规划期间，数字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其中产业数字化是重中之重。基于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实践流程，2016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约60项产业数字化政策，形成了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的“二维五端七重点”政策框架:政策沿着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流程和交易两个维度展开，聚焦生产端、销售端、主体端、产品端和场所端五大环节，形成了数字化管理、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和新型数字产品七大重点支持方向。在“二维五端七重点”政策框架支持下，产业数字化发展将在业务上注重从销售端向生产端拓展，在技术上注重打造特色、专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模式上注重生态、技术和资金服务综合输出，在创新上注重“人—货—场”要素的组合创新。

通过考察围绕人工智能规制问题的争论，我们发现，关于该运用哪些方法使人工智能受到社会控制，无论是在技术、伦理、法律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方案之争的背后其实是定义之争。本文以人工智能的定义为分析线索，旨在促进对规制方案的理解。我们基于规制发生的场合、牵涉其中的行动者以及所采取的方法等三个要素，绘制了一个图谱，以揭示围绕控制人工智能的争论如何构建出四条不同的规制路径:第一，超人类主义者对超级智能的危险性的警惕，以及关于如何让其符合人类价值观的思考；第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如何在发展机器技术验证科学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责任化:第三，对人工智能系统损害基本权利的谴责与对权力再平衡的控制；第四，欧洲立法者通过控制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所进行的市场管控。

不久之前，人们曾将互联网视作一个去中心化、水平、开放的空间，将促进自由与平等。但现今，它已经围墙高筑、等级森严，仅由个别平台严加控制。这些守门人垄断了数据、注意力和基础设施，并将用户和竞争者围困其中。直至今日，我们仍然缺乏对 Alphabet、Meta和亚马逊等数字平台的监管措施。我们应当承认，律师、政策制定者和思想家的智识与制度储备已经难以判断、应对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负面影响与权力形态。纵然近来的监管方案已经悄然转变，但它们究竟又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不同呢?为了理解早期规制方案的路径依赖和视野盲区，本文采用了谱系学研究方法，以“自由”“法律”“权力”和“民主”四个关键概念为基点，追溯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平台规制研究的演进过程。从早期的互联网监管议程中，本文提炼出三个颇具代表性的思想学派，即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批判学派，它们塑造了数字平台规制研究的学说光谱:无政府主义对应规制厌恶；自由主义对应自我规制、信义义务、数据保护、反不正当竞争和公用事业监管；批判学派对应关于平台规制的批判性思考。虽然互联网的再中心化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一次重大变革，但是“自由”“权力”和“法律”这些基本概念仍然没有改变。如果想跳出自由市场时代的视野盲区，就必须转向“公用事业说”或“去中心化说”等新兴提案，尽管它们目前的构造仍然可能存在模糊和错漏。这两种提案都有望将我们从过去的错误中拯救出来，并促进我们对于数字经济时代法律作用的反思。

本文在介绍与评述《黑箱社会: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的基础上，区分了社会技术导致的黑箱和技术自身导致的黑箱及其影响。然后引入数据政治的三重维度，分析两类不同黑箱社会的形成路径，揭示以“数据一算法”逻辑为特征的智能社会对数据的讨论及其所具有的优先性。

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秩序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连接的代价:数据如何殖民人类生活并为资本主义所用》一书提出了“数据殖民主义”这一概念，认为数据及围绕它所发展的相关技术让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新兴的殖民主义——数据殖民主义。数据殖民主义为资本主义所驱动。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关系和个人生活。本文总结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其不足之处并讨论了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助听器、人工耳蜗、互联网流媒体、语音转文字应用、手语数字人......聋人的日常生活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智能工具，这些技术也在改变着聋人就学、就业和社会交往的可能性。2023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在经过两次公众征求意见后，正式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9月1日起正式施行。各大互联网公司近年来纷纷以“科技向善”“无障爱”为理念，强调残障包容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如何理解这如火如荼的信息无障碍建设大潮，以及残障社群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本次访谈中，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聋人学者郑璇讲述了自己与智能社会的种种关联。

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形势，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到养老领域是缓解养老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国家不断鼓励智能技术与养老产业融合发展，智慧养老逐渐兴起。但由于我国智慧养老起步较晚，其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与困境，而国外成熟的制度模式与技术实践能够为我国智慧养老的发展提供借鉴。本研究旨在分析国外智慧养老的概念、研究进展、模式体系以及技术产品的实践与应用，梳理我国智慧养老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并根据国外经验总结出推进我国智慧养老进一步发展的路径与建议。

在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为老服务的供给低于需求。“时间银行”是很重要的为老服务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针对我国“时间银行”探索和实践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基于区块链的养老“时间银行”机制研究和设计。通过选择联盟链，设计养老“时间银行”的任务流程和功能、分层架构拓扑结构和交易流程，构建具有公信力的身份和服务认证、精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去中心化的“时间银行”信息管理系统，提升组织和运营管理的效率，实现养老“时间银行”的通存通兑、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

我国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老年人日常照料、健康服务、生命安全保障需求迫切，然而，养老服务供给不充分，养老市场尚未定型。智慧养老产业因可节省人力、物力，在理论政策和实践领域呈现多元化样态快速发展。智慧养老延伸场景主要包括家庭、社区、医养机构等，其发展是技术、政策、市场等多重机遇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我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在需求端面临供需动态匹配难度大、有效需求培育不足、老年人接受使用能力弱，在供给端存在制度设计滞后、资源投入有限、数据碎片分割、人才储备不足等挑战。对此，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平衡供给需求、注重人才培养予以解决。

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从为城市失能老人提供居家养老照护的主体来看，家庭、社区、市场和志原团体尚未形成完善的资源整合机制。加之各主体间的信息交流、资源融合缺乏引导规范，导致照护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本文通过对国内各照护主体的照护参与现状、发展趋势进行整理与研判，从整合内容、整合主体、整合场域、整合方式四个方面提出信息化背景下多元照护主体协调互动、照护资源有效整合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