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合约理论的视角解释了平台企业的灵活积累机制,这一机制的运作基础是平台企业与大量外部专业化组织及零工群体建立的不平等合约关系。该机制的运作过程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在不平等的合约关系下,平台企业得以将规模化扩张带来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成本、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转移至外部专业化组织及零工群体，从而实现轻资产化运营:其二，平台企业为规避合约关系中的“委托-代理”风险,会综合运用平台规则、业务考核、大数据和算法等手段对外部专业化组织及零工群体构筑严密的管控体系，并严格规定产品/服务的生产过程和结果。由于合约关系的不完全性和合约关系中剩余控制权的存在,在平台企业的灵活积累机制之外,零工群体也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构建自身主体性。

在与算法阶层信息的交易中,互联网用户让渡易被解读、引导和操控的信息(包括各类身份、偏好、言论及动态信息)以换取所欲信息,这种不平等的信息交换将其置于信息逆差境地。公众从信息顺差地位走向信息逆差地位的过程，正是互联网从赋权转向集权的“技术倾向性倒置”社会化过程。信息逆差表现为认知、意识及行为三个方面的信息权力让渡:在认知维度,信息过滤与信息推荐形成的人工壁垒引致认知局限,资讯轰炸下的注意力中断与大脑机能超荷导致注意力失焦、记忆滑坡等认知障碍:在意识维度,对“奶瓶乐”喂养的成瘾导致个体的信息能动性降低:在行为维度,数字审查强化了个体的自我规训与主动服从,标准化自动化的数字暴力带来更高的强制力。

ChatGPT是由OpenAI公司开发的基于大语言模型的通用应用程序，可以用来完成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任务。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践涉及大量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因而在这方面ChatGPT可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以主题模型为例,探讨ChatGPT能否为主题模型的结果生成可信的标签。我们抽取了发表在中外社会学期刊上使用了主题模型的论文,并打乱其主题与标签的顺序,在中外网络平台进行问卷调查,由一般用户评价二者谁更可能反映了原文的主题。结果表明,一般用户对原论文给出的标签评价并没有显著高于ChatGPT给出的标评价,甚至在多数主题上ChatGPT给出的标答获得的评价更高。这说明ChatGPT可以用于给主题模型的结果生成标签,给研究者加以评判。不过,这也意味着即使缺乏领域专门知识，ChatGPT的表现在有些条件下也可能达到专业研究者的水平,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数字时代,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属性和互动机制呈现出一幅跨时代的新图景,科技公司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愈发重要和复杂的角色。这一新变化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基于对既有文献的系统梳理,本文尝试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从“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对象”这三个维度来考察数字时代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时代的科技公司同时扮演着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对象三种角色,而且三种角色密切关联、彼此形塑、共同演进,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运行,使国家治理既充满革新又高度复杂。这一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科技公司在国家治理中角色的理解,也为推进数字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分析思路。

本文是利用新闻大数据对区域一体化水平进行测度的首次尝试。本文采集并处理了长三角地区 41 座城市的新闻媒体在 2016-2022 年发布的所有新闻报道,利用大数据文本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测度长三角一体化水平，并以长三角一体化指数呈现历时态(时间)与共时态(空间)下一体化的趋势与差异,探索了一条借助新闻大数据测度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新路径。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但关于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互联网使用程度如何调节这些关系的研究仍相对欠缺。对此,本文将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依次设定为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研究对象为不同互联网使用程度的公众,数据来源于 2021 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CGSS)。通过实证分析,本文有如下发现:首先互联网使用程度对主观幸福感没有直接影响,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向效应;其次,互联网使用程度越高,公众的社会公平感越低,不同省份的公众对社会公平感的感知具有一定差异:再次,性别差异也会影响社会公平感,女性的社会公平感更低;最后,社会信任感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制是前者引起了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变化。相对于其他群体,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的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最强,其社会公乎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最强: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的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强。据此,本文建议持续探究解救“数字难民”的路径,提升公众网络信息素养,建设绿色健康网络环境,提高公众主观幸福感。

本文基于2023年全球数字社会的安全风险新形势和科技创新内在逻辑,对安全科技做出“公共品”的新定义,总结出其具有的压舱石与助燃剂双重价值,提出人工智能和安全科技将会是未来的两项通用技术。政企合作是安全科技成为公共品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更多的公共力量投入,构建更好的安全科技实力和制度,采用数字化转型的“慢起飞模型”,新的安全技术将得到更好的发展,个人与社会为数字化转型所付出的代价也将更小。

随着数据成为各行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和战略性资源,针对问题的分析研判正由经验判断向数据分析转变，由此产生了通过数据分析提出问题解决对策的数据赋能的主要范式。本文以问题触发的算法模型为响应机制,以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为思路,以原发问题为质性研究材料,以算法库为智能中枢,以实现从问题浮现到问题识别、问题提炼和问题响应全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为公共服务和商业智能领域真正实现以问题为导向发挥数据的基础要素和战略资源作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探索。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领域引发了重要的伦理问题。理解这些伦理问题需要一种超越技术本身的视角，将技术所处的社会技术系统包括在内。社会技术系统是指涵盖材料设备、人际关系、组织政策、企业契约和政府法规的广泛集合,它们塑造了数字健康技术的接受和使用方式。评估数字健康技术的生命伦理学进路,通常受限于技术自身特征引发的伦理问题。仅考虑技术功能的伦理视角,不足以评估技术应用对于照护环境及其所属更大范围的健康相关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广泛影响。首先,回顾了数字健康的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现有进路,并借用设计伦理与科学技术学(STS)的概念批评这些进路的狭隘观点;其次,对数字健康技术应用于医疗保健环境中所产生的社会技术系统加以论述,概述了在此广阔视角下对数字健康技术展开全面的伦理分析需要注意的各类因素:最后,从社会技术视角概述了社会正义对伦理分析的重要意义。

人类正处于探索数字化道路的险途,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数字时代的典型特征,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捕获了个体、家庭和城市,数据成为一种商业模式。美国青年学者贾森·萨多夫斯基新著《过度智能》从政治学和哲学角度对当前数字资本主义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进行了犀利批判,指出了技术由谁主导为谁服务的权力和利益问题,凝结了作者对理解、对抗和挑战西方技术政治体系的深刻观察。

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已成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议题之一。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专家系统(expertsystem)为主流的早期人工智能研究就吸引了一批杰出的人文社科学者的关注他们从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角度做了深入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人工智能在当下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著名人类学家露西·萨奇曼(L.Such-man)在80年代对美国施乐公司(Xerox)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loAlto Research Center，PARC)一款基于专家系统的交互式界面打印机的研发过程进行的详尽的民族志研究(Suchman，1987;Suchman，2006),是这方面的经典作品之一。萨奇曼目前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近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展。她是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曾获美国语言学会“计算机与认知科学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和美国计算机协会人机交互特别兴趣组“终身研究奖”。同时,萨奇曼长期活跃在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领域,是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4S)“贝尔纳奖”( BermalPrize)的获得者--这是该学会的最高奖项,历届获奖者包括STS领域的奠基者以及为增进对科学技术之社会维度的理解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在本次访谈中,萨奇曼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在施乐公司20余年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经历,对包括专家系统和机器学习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长期思考,围绕当代自主武器系统(autonomous weaponsystems)的批判性研究和社会活动,以及对人文社科学者如何研究及影响技术实践等话题的看法。

作为计算智能和数字思维发展的新阶段,近期兴起的基于大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初具通用人工智能的特征,且实现了从现实空间、数据空间到生成空间的突破性进展。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方面在安全和伦理上存在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的社会伦理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是金融行业在数字化转型大潮推动下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包括优化客户体验和定制个性化推荐、金融欺诈检测和预防、风险评估和信用评分、交易和投资策略优化、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提升合规效率等。与此同时,金融大模型的应用也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忧,数据隐私、偏见、可解释性等伦理风险在该领域备受关注,而上述风险的共性问题主要在于生成内容的“幻觉”、数据投毒以及合成数据的使用。面对金融大模型的伦理和法律风险,对其进行伦理治理将更有利于对大模型潜在伦理和法律风险的整体治理。对于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而言:首先,应深入理解不同层级的伦理和治理原则,明确其背后的价值观和优先考量,从而根据具体需求确立金融大模型伦理治理的基本理念;其次,通过明确我国科技伦理和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指导思想,探索金融大模型伦理治理的工作思路;最后,积极开展科技伦理审查工作,走向负责任和可问责的金融大模型伦理治理。

在人类社会数字化趋势下,数字民族志被视为一个新兴的方法论范式。如果说数字民族志相比于传统民族志更适应数字化时代,那么其中会有哪些新特征? 此种讨论又何以能推进社会学的方法论发展及其学术使命? 为回答此问题,本文从时空条件、研究主体与数据收集三方面界定数字民族志,认为它既指向一种“切身共在”与“意义共享”的概念内涵,同时也强调一种“主体共存”的概念外延。换言之,田野工作者通过拟象空间与实体空间切身共在的方法,共享局内人生活世界的双重意义,继而向局外人转译局内知识。这种对民族志之数字化的方法论反思,或有助于学术共同体意识到重新审视人类社会主体关系共存的必要性及意义。

本研究在浙江省建设智慧养老院的大场景下,基于杭州市两所养老机构的社会实验和实证调研数据,对智慧照护系统如何影响养老护理员的工作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使用智慧照护系统会显著提升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满意度,但前提是养老护理员对智慧照护系统是认可和满意的。此外,养老护理员的信息化水平与其使用智慧照护系统之间的关系,还须进一步探索其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认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与养老服务产业的融合,需要全面考虑供需各方的真实需求,包括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和养老护理员的使用需求,设计和开发便捷、易用的养老服务系统和产品,同时也要有针对性地提升养老护理员的信息化水平,让人和技术更好地兼容耦合,有效推动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提质增速。

在中国最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平台小红书上,成长类内容的文化表达对于女性用户的身份与主体性建构具有深刻影响。本文以文化政治为核心理论,借助文本分析和线上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详细考察小红书的发展状况、女性成长内容的文本特征,以及相关评论界面的内容互动,从生产前提、话语特征和生产机制三个层面剖析小红书平台上女性成长内容背后的权力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小红书的社区自治模式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和中国礼俗社会的结合;其次,以平台塑造的中产阶级身份想象为基础,女性成长博主生产出一套对抗现代性焦虑的成长叙事;最后,在平台希望实践的调控下,女性成长和分享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外,本文还从“平台基础设施—平台和用户共同塑造的身份想象—实现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分析平台文化政治的概念框架。

制造业日益成为国际经济的竞技场,数字化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自 2017 年始,中国将数字化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但国内制造业数字化程度仍面临地域、行业及企业间的发展不均衡状态。典型案例研究显示,纸品包装印刷行业目前正处于数字化装备普及阶段,呈现出工序简化、柔性化的生产范式转变。相比于规模性裁员,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失业更多体现为,在维持既有员工规模的基础上,产业规模增大与订单数增多的沉默裁员。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呈现出技能迭代效应,体现为核心操作技能被计算机程序替代,对非常规性任务、认知性任务与软技能的要求提升。这一过程也意味着技能的控制权从工人向工程师与管理人员转移。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首先,分析了智能时代的社会模式——“微粒社会”——的基本特点,包括数字化、监控化、解析化、评价化、单体化等;其次,探讨了“微粒社会”生成的技术逻辑、社会逻辑和文化逻辑;再次,剖析了“微粒社会”的三大革命(差异革命、智能革命和控制革命)及其引发的重大治理议题,如预防国家滑向“数字利维坦”、遏制平台巨头成为“大他者”、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阻止智能机器风险失控、化解“微粒人”面临的难题等;最后,简要阐述了应对“微粒社会”治理议题的宏观思路。

作为数字化发展的关键抓手,智慧城市在应对日趋复杂的城市问题时优势越发明显。本文深入探讨了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因,指出智慧城市可有效破除传统城市治理手段的局限性,强化政府内部赋能,推动外部公共赋权,深度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发展。同时,本文从城市管理、交通管理、治安维护、应急管理和资源管理五大智慧城市主要实践领域出发,分析智慧城市赋能城市治理的典型应用场景,梳理智慧城市治理方式及其对城市治理现代化产生的积极影响,进一步推广智慧城市治理,并提出更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近年来,各种各样的“数据向善”和“人工智能向善”倡议开始兴起,旨在推动和组织各种力量去使用新的计算技术解决社会问题。这些倡议对于计算技术的能力如何被理解为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工具产生了持续影响。本文分析了以上倡议从一句口号成为一个研究项目的发展过程,这一研究项目把自己定义成各种场景的“场域”。本文讨论了最近的相关学术研究文献,展示了传播这些倡议和提出“善应该为何”的解决方案及二者之间不确定的纠葛。与之不同的是,我们呼吁研究者用一种实用和分析的态度跳出这种纠葛。本文呼吁对这些倡议的构成开展描述性研究,并从社会科学关于计算技术这一更广泛的辩论中汲取营养,开展批判性研究,从而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框架。本文的经验部分向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数据和人工智能向善”的各种倡议作为一个连续统的一部分看待,并且将其放到一个以“为了发展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各种倡议为直接先驱的历史轨迹中加以理解。

深度媒介化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从“个体社会”到“自我社会”的研究视角转向,为在“连接泛在”的时代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社交与关系打开了新的视野。邱泽奇教授《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一书,以个体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探索数字社交的本质,为审思数字社交如何影响和重构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乐观主义态度。该书立足“连接泛在”的时代特征,系统性地阐释了“自我社会”的理论观点和基本主张,从数字家庭关系、数字朋友关系、数字工作关系和数字生活关系四重视角洞悉复杂的人类社会,以丰富生动的具体案例和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关系重构以及建基于此的本质变革进行了整体探讨,为重新理解数字化社交和媒介化关系注入学术动力,并为个体如何面对数字时代的关系变革从而抵达心灵空间的幸福、避免走向群体孤独提供现实的指导,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随着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数字平台的智能化趋势备受关注,“机器取代人类”的忧思亦纷至沓来。然而,德国学者莫里茨·奥腾立德在其新著《数字工厂》中却指出,以算法管理为核心的数字平台延续了传统工厂体制中的劳动控制手段,机器非但不会取代人类,反而需要更多劳动力来维持平台资本的弹性积累。借由“数字泰勒主义”“劳动裂变激增”与“基础设施空间”三个核心概念,奥腾立德提出“平台即工厂”这一关键结论:作为组织人力劳动的数字基础设施,物流、游戏、众包及社交媒体平台持续吸纳异质、灵活的海量活劳动,通过独立承包商、计件工资等形式转嫁劳资矛盾,日益形塑碎片化、不稳定的全球劳动空间,其间种族、阶层与性别的不平等机制得以巩固强化。本文认为,奥腾立德敏锐地洞察到数字时代劳动制度的历史延续性,通过强调人与机器互嵌,奥腾立德不仅深刻省思技术替代论的现实根基,同时呼吁研究者关注光鲜技术话语背后被遮蔽的边缘劳动者。

在过去的 20 年里,计算技术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行政管理到虚拟货币,其作用日益凸显。探究计算机和计算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以及社会如何反作用于技术发展,已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一些技术史学者开始从社会、经济等多元视角来审视计算机与人类历史的交织。与此同时,计算科学家们也逐渐认识到保存计算机相关历史资料的价值。明尼苏达大学的查尔斯·巴贝奇研究中心 (Charles Babbage Institute, CBI)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尤为突出。该中心主任由杰夫(J. Yost) 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曾在多个重要岗位上任职,包括《IEEE计算机史年鉴》 (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的编辑 (2008—2011)、 “ 计算机历史” ( History of Computing) 丛书的合作编辑 (2019—2021)。 目前,他正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与文化” ( Studies in Computing and Culture) 丛书的合作编辑。在由杰夫和前所长米萨(T. Misa)教授的共同努力下,CBI 已经成为美国领先的计算机史研究中心。其档案库中珍藏着对美国计算技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两大公司的资料,这 两大公司分别是巴勒斯加法机公司(Burroughs Adding Machine Company) 和控制资料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 此外,CBI还出版了《界面:计算机和文化论著及评论》(Interfaces Essays and Reviews in Computing and Culture)。 在本次访谈中,由杰夫分享了他的研究领域转向、历史对理解和 规范计算技术的作用,以及历史学者如何与其他领域学者和计算机专家进 行交流等见解。同时,他也揭示了CBI崛起为美国最重要的计算技术历史研究中心的秘诀。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游民这一群体在中国逐渐壮大。他们试图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在身份认同、整体自主性和社会互动等方面建构自己的生活哲学,其社会实践可被视作一场大型生活实验。社交媒体等载体孕育和强化了数字游民的身份认同与集体归属感,他们解构传统工作观念,秉持新工作主义理念,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数字游民的地理套利行为一方面能够促进乡村振兴,另一方面也可能改造传统乡村生态。数字游民的发展尚处于探索期,其结局是找到人生的旷野还是回归主流,仍未可知。

机器体系的自动控制与独立分化催生出数字时代虚实共存、开放互联、多元集中的平台化劳动资料,劳动者在全景化、流动化的监控体系中被调制为资本掌控的数字傀儡。资本对人类智力和社会属性的剥削需求,使得借助网络联结起来的个体转化为数字劳工,扩展了总体工人的界限。工业劳动中智力因素的消解也逐渐外化出专业化脑力劳动者,将工厂中的机器看管活动转化为网络媒介中具备生产性、社会性、主体性的认知交往,并培育出主体间的通用智能,赋予劳动解放以数字潜能。劳动范式数字转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劳动、技术的共同在场以及劳动解放的时代际遇,彰显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不朽价值。

在数字时代,数字资本脱颖而出,成为引领传统资本的新形式。数字资本将数字劳动的新形式推广到全球范围,使处于数字异化状态下的劳动者陷入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压迫。在数字劳动中,数字劳动者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对于数字异化状态,存在论视角的批判显然不足以使之得以扬弃.目前,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角度来分析数字异化,评析几种异化扬弃状态,凸显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状态的扬弃精神,通过具体的、革命的实践行动扬弃数字异化显得十分重要。

自我的形成过程、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数字社会中,个体自我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但这也伴随着个体心理危机,以及个体化、个体社会性等议题中的理解偏差。在阐述个体自我论和社会自我论两种研究取向的基础上,本文以符号互动论的代表性人物米德的社会自我论为切入点,强调自我的形成需要有他者的在场,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社会互动中产生。本文分析了数字化社会中社会互动形式的变化,认为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个体社会关系和自我认同呈现出原子化、碎片化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个体的形成不带有他者经验,而是说明社会组织本身的分散性。为在分散的数字社会中加强碎片化自我的建设,本文提出两种路径:一是借助项飙的“附近”概念,重新组织外界他者经验;二是利用霍耐特的三种承认模式———爱、法律和团结,在三种承认模式中寻求更高层次的共同体认同。

历史上,东方主义话语持续建构了关于东方的发展停滞、文化落后的他者形象。然而,随着东亚地区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其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对传统东方主义的解读提出了新问题。数字时代与东方主义的相遇在延续后者认识论传统的同时,在新技术与新媒介环境下不断被激活,并形成了新的内容。科技与游戏东方主义在流行文化、政治话语中出现。 尽管通过加入科技元素重塑了现代亚洲的形象,但对亚洲科技的妖魔化、污名化,以及对亚洲的非人化、机器人化想象,仍然折射出西方在面对全球竞争时的发展焦虑。要超越数字时代东方主义的限制,我们不仅需要彻底告别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逻辑,还需要摆脱我者与他者的二元认识论迷思。

法教义学与法学经验研究的范式之争由来已久,但学界对经验研究方法如何推进某一具体部门法的发展和变革洞见甚少。本文聚焦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探讨经验研究方法在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的应用与效果。本文采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对以英文公开发表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相关的经验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分析,从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两个角度进行了全面述评。在综述过程中,归纳了GDPR相关经验研究着力回答的六个研究面向及每种面向形成的方法范式,梳理了相关研究的趋势、方法、理念和效果。问题维度方面,经验研究可以为知情同意、告知义务、数据权利、大众认知、市场竞争等问题提供事实证据的支持;研究方法方面,呈现传统定性、定量实证研究方法与新兴计算法学方法并存的图景,跨学科研究有所增加,统计学方法、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等方法逐渐占有一席之地。未来在中国开展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经验研究,可选择性借鉴欧盟相关研究的经验,更应立足中国立法的具体场景,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理解提供可靠的事实依据,以此推动法律的实施和解读。

本文试图结合当前国外平台研究的主要成果,提出平台研究主要存在理性、权力与生态三种理论范式,通过对近10年中文文献的平台研究进行简要综述和评论,认为中文文献中的平台研究需要在吸收西方理论成果的同时,根据本土时空情境开展理论建构。这种理论建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需要关注国家等组织与平台的互动;二是需要借鉴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从文化范式入手做出贡献。本文依据三种理论范式对中文文献中的平台研究进行述评,旨在推动平台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人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对政治和民主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该技术常被视为解决关键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方案。人工智能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如人类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本文将这些议题置于技治主义民主困境背景中,利用关键节点概念进行讨论,提出两条人工智能政治路径,并对其基本假设展开批判性讨论。这为进一步探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框架,且有助于研究技术政治的重要问题,如人类专业知识相对于人工智能的作用、技术解决主义引发的问题,以及应在何种水平上治理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

近年来,国际层面的网络攻击行为日趋增多,典型网络攻击如“震网病毒”事件、DNC 黑客攻击事件等。而网络攻击的溯源,即归因问题,始终是网络安全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研究集中于突破归因的技术瓶颈,然而,本文认为这一研究路径系南辕北辙。网络攻击的应对难点不在于无法发现攻击痕迹,相反,当前并不存在技术障碍,真正的难点在于难以归责。构建一套法律体系(归因法)以认定责任主体、确定举证责任、解决国际争端,才是应对网络攻击的合理进路。本文通过研究现有程序规则,包括对抗制和纠问制的特点、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国家责任理论以及关于提供保密证据的规则,阐述了如何构建一套法律体系来识别网络攻击来源。此外,通过对比研究既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本文探讨了归因法框架下的机构设置。 归因法的探索,于当前的互联网时代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维护网络空间国际秩序。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当代人类的生活世界正在经历数字化变迁。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正成为权力的新来源和新表现形式,为传统权力概念赋予了数字化特征。这种权力的本质变化不可避免地对政治生活中的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针对《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一书试图从技术的透明化和技术权力的分割两个维度突破数字系统控制的思路,本文基于技术的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客观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