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游民这一群体在中国逐渐壮大。他们试图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在身份认同、整体自主性和社会互动等方面建构自己的生活哲学,其社会实践可被视作一场大型生活实验。社交媒体等载体孕育和强化了数字游民的身份认同与集体归属感,他们解构传统工作观念,秉持新工作主义理念,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数字游民的地理套利行为一方面能够促进乡村振兴,另一方面也可能改造传统乡村生态。数字游民的发展尚处于探索期,其结局是找到人生的旷野还是回归主流,仍未可知。

机器体系的自动控制与独立分化催生出数字时代虚实共存、开放互联、多元集中的平台化劳动资料,劳动者在全景化、流动化的监控体系中被调制为资本掌控的数字傀儡。资本对人类智力和社会属性的剥削需求,使得借助网络联结起来的个体转化为数字劳工,扩展了总体工人的界限。工业劳动中智力因素的消解也逐渐外化出专业化脑力劳动者,将工厂中的机器看管活动转化为网络媒介中具备生产性、社会性、主体性的认知交往,并培育出主体间的通用智能,赋予劳动解放以数字潜能。劳动范式数字转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劳动、技术的共同在场以及劳动解放的时代际遇,彰显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不朽价值。

在数字时代,数字资本脱颖而出,成为引领传统资本的新形式。数字资本将数字劳动的新形式推广到全球范围,使处于数字异化状态下的劳动者陷入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压迫。在数字劳动中,数字劳动者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对于数字异化状态,存在论视角的批判显然不足以使之得以扬弃.目前,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角度来分析数字异化,评析几种异化扬弃状态,凸显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状态的扬弃精神,通过具体的、革命的实践行动扬弃数字异化显得十分重要。

自我的形成过程、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数字社会中,个体自我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但这也伴随着个体心理危机,以及个体化、个体社会性等议题中的理解偏差。在阐述个体自我论和社会自我论两种研究取向的基础上,本文以符号互动论的代表性人物米德的社会自我论为切入点,强调自我的形成需要有他者的在场,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社会互动中产生。本文分析了数字化社会中社会互动形式的变化,认为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个体社会关系和自我认同呈现出原子化、碎片化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个体的形成不带有他者经验,而是说明社会组织本身的分散性。为在分散的数字社会中加强碎片化自我的建设,本文提出两种路径:一是借助项飙的“附近”概念,重新组织外界他者经验;二是利用霍耐特的三种承认模式———爱、法律和团结,在三种承认模式中寻求更高层次的共同体认同。

历史上,东方主义话语持续建构了关于东方的发展停滞、文化落后的他者形象。然而,随着东亚地区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其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对传统东方主义的解读提出了新问题。数字时代与东方主义的相遇在延续后者认识论传统的同时,在新技术与新媒介环境下不断被激活,并形成了新的内容。科技与游戏东方主义在流行文化、政治话语中出现。 尽管通过加入科技元素重塑了现代亚洲的形象,但对亚洲科技的妖魔化、污名化,以及对亚洲的非人化、机器人化想象,仍然折射出西方在面对全球竞争时的发展焦虑。要超越数字时代东方主义的限制,我们不仅需要彻底告别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逻辑,还需要摆脱我者与他者的二元认识论迷思。

法教义学与法学经验研究的范式之争由来已久,但学界对经验研究方法如何推进某一具体部门法的发展和变革洞见甚少。本文聚焦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探讨经验研究方法在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的应用与效果。本文采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对以英文公开发表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相关的经验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分析,从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两个角度进行了全面述评。在综述过程中,归纳了GDPR相关经验研究着力回答的六个研究面向及每种面向形成的方法范式,梳理了相关研究的趋势、方法、理念和效果。问题维度方面,经验研究可以为知情同意、告知义务、数据权利、大众认知、市场竞争等问题提供事实证据的支持;研究方法方面,呈现传统定性、定量实证研究方法与新兴计算法学方法并存的图景,跨学科研究有所增加,统计学方法、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等方法逐渐占有一席之地。未来在中国开展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经验研究,可选择性借鉴欧盟相关研究的经验,更应立足中国立法的具体场景,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理解提供可靠的事实依据,以此推动法律的实施和解读。

本文试图结合当前国外平台研究的主要成果,提出平台研究主要存在理性、权力与生态三种理论范式,通过对近10年中文文献的平台研究进行简要综述和评论,认为中文文献中的平台研究需要在吸收西方理论成果的同时,根据本土时空情境开展理论建构。这种理论建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需要关注国家等组织与平台的互动;二是需要借鉴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从文化范式入手做出贡献。本文依据三种理论范式对中文文献中的平台研究进行述评,旨在推动平台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人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对政治和民主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该技术常被视为解决关键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方案。人工智能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如人类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本文将这些议题置于技治主义民主困境背景中,利用关键节点概念进行讨论,提出两条人工智能政治路径,并对其基本假设展开批判性讨论。这为进一步探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框架,且有助于研究技术政治的重要问题,如人类专业知识相对于人工智能的作用、技术解决主义引发的问题,以及应在何种水平上治理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

近年来,国际层面的网络攻击行为日趋增多,典型网络攻击如“震网病毒”事件、DNC 黑客攻击事件等。而网络攻击的溯源,即归因问题,始终是网络安全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研究集中于突破归因的技术瓶颈,然而,本文认为这一研究路径系南辕北辙。网络攻击的应对难点不在于无法发现攻击痕迹,相反,当前并不存在技术障碍,真正的难点在于难以归责。构建一套法律体系(归因法)以认定责任主体、确定举证责任、解决国际争端,才是应对网络攻击的合理进路。本文通过研究现有程序规则,包括对抗制和纠问制的特点、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国家责任理论以及关于提供保密证据的规则,阐述了如何构建一套法律体系来识别网络攻击来源。此外,通过对比研究既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本文探讨了归因法框架下的机构设置。 归因法的探索,于当前的互联网时代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维护网络空间国际秩序。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当代人类的生活世界正在经历数字化变迁。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正成为权力的新来源和新表现形式,为传统权力概念赋予了数字化特征。这种权力的本质变化不可避免地对政治生活中的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针对《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一书试图从技术的透明化和技术权力的分割两个维度突破数字系统控制的思路,本文基于技术的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客观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