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介绍与评述《黑箱社会: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的基础上，区分了社会技术导致的黑箱和技术自身导致的黑箱及其影响。然后引入数据政治的三重维度，分析两类不同黑箱社会的形成路径，揭示以“数据一算法”逻辑为特征的智能社会对数据的讨论及其所具有的优先性。

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形势，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到养老领域是缓解养老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国家不断鼓励智能技术与养老产业融合发展，智慧养老逐渐兴起。但由于我国智慧养老起步较晚，其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与困境，而国外成熟的制度模式与技术实践能够为我国智慧养老的发展提供借鉴。本研究旨在分析国外智慧养老的概念、研究进展、模式体系以及技术产品的实践与应用，梳理我国智慧养老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并根据国外经验总结出推进我国智慧养老进一步发展的路径与建议。

可以预期，随着新生命科学和技术不断取得胜利，除了与科学唯物主义兼容的更加禁欲的版本，像是被(错误地)称作“超越冥想(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的那种东西之外，宗教将会消失。不过，最近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奇怪的复兴，人们又开始思考(可能也在体验)“神”了，这个“神”以科学和技术的新突破为基础。这里主要的概念是即将到来的“后人类”( post-humanity)：随着新形式 AI的出现，我们的个体心智将与全球人工智能相融合，形成一种无所不包的单体( singularity)。

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引发了智能社会这一新型社会形态的出现。本文对社会学领域智能社会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劳工经济与生产、技术权力与治理、社会互动与情感体验、社会不平等、智能社会研突的理论和方法革新等。目前，智能社会研突在国内社会学研究中还处于初步阶段，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

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对青年人观念的形塑有着重要意义，但已有研究仍缺少经验数据的讨论。本文基于 2021 年“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数据，着重阐述了青年人使用移动应用程序(APP)的状况及其与婚育观念之间的联系。数据显示：其一，青年人对熟人社交类、视频社交类、图文社交类和音乐类等娱乐社交性质的APP使用较为频繁，在APP使用偏好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其二，不同程度地使用各类APP与婚育意愿的分化有关，APP使用从三个层面影响了青年人对婚姻和生育意义感、非传统婚育行为的认知。本文从数字技术的角度为青年人婚育意愿的持续走低提供了解释，未来研究应基于追踪数据做进一步因果检验。

随着技术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迈向与网络社会明显不同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的大量使用，深刻影响着当前的社会结构、社会治理与社会情感。本文从智能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和技术自主性出发，分析了智能技术对于当前社会的影响和挑战。社会科学学者要以“社计师”的立场，不仅从事交又学科的研究，而且参与技术导致的结构性社会变革，在人工智能的设计与应用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随着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的推进,中国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高速发展将助力高质量、独具特色的数字社会转型和重构"本文根据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发展与演化,首次提出了社会计算的发展三阶段,并结合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学科发展及社会转型需求,凝练出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4+8"方法体系与前沿动向。本文从社会计算发展与社会形态变迁、中国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基础与优势、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研究转型等多角度,阐述了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助力中国数字社会转型和重构的体系框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老年人日常照料、健康服务、生命安全保障需求迫切，然而，养老服务供给不充分，养老市场尚未定型。智慧养老产业因可节省人力、物力，在理论政策和实践领域呈现多元化样态快速发展。智慧养老延伸场景主要包括家庭、社区、医养机构等，其发展是技术、政策、市场等多重机遇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我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在需求端面临供需动态匹配难度大、有效需求培育不足、老年人接受使用能力弱，在供给端存在制度设计滞后、资源投入有限、数据碎片分割、人才储备不足等挑战。对此，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平衡供给需求、注重人才培养予以解决。

大数据的发展改变了信息的性质，进而改变了公共决策的过程和范式。为了更好地回应这种改变，信息处理需要更加快速、科学，这样决策才能更加智能，政府才能更加"智慧"。由此，智能政府建设需要格外关注组织分配资源和收集决策信息的方式，但目前该议题仍缺乏基本的科学框架。注意力机制揭示了智能体如何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快速筛选和判断有价值的目标，这启迪了智能政府建设。然而，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中，既有讨论主要聚焦于行政和政策的注意力要素，注意力机制也坍缩成了简单的概念，从而丧失了因果机制与解释能力。因此，有必要通过解释和优化的路径，将注意力机制进一步引入智能政府决策信息的学术探讨和实践活动之中。

依历史逻辑，以数字劳动内涵、特征为主线，综合梳理国内外数字劳动研究的承嬗离合，发现学界对数字劳动概念的理解已从追本溯源式的文本考察过渡至实践应用逻辑主导的反思。当前学界聚焦的核心议题主要集中在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剥削与异化以及非资本主义的数字化社会探索等方面。本土的下一步研究将会立足我国现实，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在理论资源从单一走向多元、学术话语从封闭走向融通、问题解决从抽象走向具体、研究主题从一般走向特殊等四个方面展开，找寻既克服数字劳动隐匿剥削弊端又保留其为数字生产力所带来的积极动力的方案。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游民这一群体在中国逐渐壮大。他们试图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在身份认同、整体自主性和社会互动等方面建构自己的生活哲学,其社会实践可被视作一场大型生活实验。社交媒体等载体孕育和强化了数字游民的身份认同与集体归属感,他们解构传统工作观念,秉持新工作主义理念,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数字游民的地理套利行为一方面能够促进乡村振兴,另一方面也可能改造传统乡村生态。数字游民的发展尚处于探索期,其结局是找到人生的旷野还是回归主流,仍未可知。

2015年,《数字社会学》由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狄波拉·勒普顿撰写出版。2022年,《数字社会学》中文版面世。本文是对《数字社会学》内容的简介和评价,重点介绍数字社会学的理论,包括全球信息经济与产消合一、作为社会物质客体的数字技术与数据、新型权力形式与数字监视、数字具身化理论等;介绍数字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包括数字技术的使用与数字社会不平等、数字政治及数字公共参与、身体与自我、数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本文认为,《数字社会学》有其价值、贡献与不足。在数字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中,应该重视基础性学术研究与产出,兼顾学理性问题与经验性问题,加强理论话语,促进国际传播。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与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的双重背景下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愈发凸显。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6年、2018年两期数据，本文关注三项数字融入指标（网络接入与否、数字技能熟练度和网络参与广度）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进而考察这些影响在不同教育水平和城乡群体间的分异。数据结果显示：第一，整体而言，网络接入熟练的数字技能和广泛的网络参与都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即呈现出数字“疗郁”效应：第二，进一步考察群体异质性发现，网络接入与网络参与的“疗郁”效应受到教育水平和城乡差异的调节。网络接入效应更有利于高教育水平者，而参与广度效应更有利于低教育水平者：相比于城镇老年人，接入效应和广度效应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状况的改善更为明显。因此，在进行网络数字服务的适老化改造过程中，应将老年人的教育水平和城乡差异纳入考虑，以便更为有效地发挥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

随着全球范围内数字平台的崛起和垄断趋势的形成，文化生产的“平台化"已势不可当。《平台与文化生产》一书围绕文化生产的"平台化"现象，为读者提供了极富洞察力的分析框架。该书从市场、基础设施、治理等宏观制度层面探讨“平台化”对文化产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重点分析了劳动、创意和民主等文化生产实践如何在“平台化”过程中得以重塑。当前，中国的新型文化产业和平台蓬勃发展，亟待学者学习与借鉴国际前沿的平台研究，对“平台化”潮流展开更为细致和全面的研究。

人工智能就其内涵而言是一种致力于模拟、延伸、替代和超越人类智能的前沿科技,具有使人从动物式奴役劳动、无思想的机械劳动和被剥削的异化劳动中摆脱出来的可能,预示着劳动的真正解放。然而,就其产生和发展的动力而言,人工智能本质上是资本竞争和增殖逻辑的产物,其发展因而呈现出功利性、盲目性、狭隘性和不确定性,即它在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促进社会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人对技术的依赖和技术对人的控制,扭曲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以现代资本主义竞争中时间的短缺为底色,以科技加速推动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等社会整体加速效应为基本影像,二者结合的后果是新异化的诞生,即人与世界关系的冷漠和疏离。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及其新异化思想,在时间维度上构成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补充,但罗萨致力于从新异化的抽象对立面即共鸣关系的创建去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从系统性揭露和批判新异化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对社会进行系统性变革,他的理论主张最终只是阐释而无力消除异化。

本文基于DPSIRC框架，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和控制六个维度，构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融合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进行主客观赋权，借助TOPSIS综合评价法计算疫情前后城市韧性指数，多视角分析长三角区域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韧性水平，刻画城市韧性在疫情冲击下的时空特征演化。研究发现：我国疫情防控常态有效，长三角城市群的韧性水平呈现出“一超多强”、稳中有升的局面；相较疫情发生前，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韧性水平在疫情冲击后仍实现了金字塔等级结构上的攀升；长三角区域存在多个高韧性中心城市，受疫情影响，高韧性中心城市与低韧性周边城市的韧性水平差距有所增大。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就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智慧社会建设做出重要部署,我国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不断健全、完善。本文梳理、总结了深圳、杭州、苏州等地地方政府政务数字化发展经验,服务于建设强化市场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府,在数字化平台,高效率、高质量地实现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农业农村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伴随着网络扶贫的深入推进，农村数字化发展与非数字配套机制不断完善，农村电商迎来了蓬勃发展。面向“十四五”规划时期，农村电商将在促进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消费潜力、重要战略衔接、新发展格局构建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是加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重点抓手和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农村电商也面临配套体系不完善、产业带动能力有待增强、消费潜力仍未释放等问题与挑战。基于上述，本文给出了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未来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体系建设，聚焦重点提升农村电商内生带动能力，加快探索农村电商的创新实践模式。

《三体》不仅在人物刻画和情节描写方面蕴含诸多社会学元素，而且也提出了一种名为“黑暗森林法则”的社会理论。本文由此出发，对社会合作何以可能进行了讨论。借助阿克塞尔罗德、诺瓦克、鲍尔斯与金迪斯等人的研究，我们认为社会合作一方面产生于人类社会的自然进化，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不断推动世界社会前进的基本机制。就此而言，善良是社会进化和文明发展的伟大动力和终极尽头。

不同于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数字金融对居民物质福利的影响，本研究首次评估了数字金融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本文将数字金融指数省级数据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匹配，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削弱作用。数字金融的幸福削弱效应在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中都存在，但在后一类群体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会通过使居民形成物质主义价值观和损害其心理健康来降低幸福感。因此，应重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发展质量，从而实现居民物质福利与心理福利的同步增长。

本文试图从劳动与技术关系、权力关系、脱嵌与整合关系三方面入手，深化对数宇智能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解。在数字智能时代，劳动与技术的关系转变成为人机交互，“活劳动”需要“死劳动”的实时指导才能正确发挥出自身的能动性，劳动者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反而使其成为合格的技术对象。从权力关系上看，韩炳哲所述的精明权力正在替代福柯所达的规训权力，以劳动者乐意接受的方式进行或明显或隐匿的支配。与此同时，数宇智能技术在金融资本的加持下，持续深化着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社会再次面临着脱战的危机。各国如何保护人民的利益、如何避免重蹈20世纪的覆辙，亟待思考与解决。

本文将“智慧城市”的概念与更悠久的城市计算以及正探索的参与式城市主义、数据伦理和城市监控等棘手问题联系起来，并对其进行审视。作者认为，有必要将城市数字基础设施的潜力与狭隘且通常以技术为中心的“智慧城市主义”话语脱钩。这种脱钩需要在实用模型和概念框架上不断地进行试验，但它将为正在进行的城市数字化提供最佳机会，实现为城市居民“赋权”的愿景。

在工厂、车间与商业实践中，对缺乏研发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的个体创业者与中小企业来说，通过内部原始技术创新打破路径依赖，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作为一场颇受关注的产业技术革命，平台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外部动力。本文聚焦于低技术中小企业，它们虽然共同参与了平台生态系统的建设，但其创新机制却较少受到关注。与平台持有者以及先进制造企业相比，它们对平台经济的反应不一，存在着全然不同的商业逻辑与创新路径。通过对中国两类电商市场的田野调查，本文发现了平台中农村创业者的具体样貌、传统制造业转型，揭示了消费需求驱动对价值链产生的潜在影响。研究表明：平台模式下，生产不再局限在纯粹生产力的维度，而更多表现为生产关系；低技术制造业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为中国加工贸易迈向服务贸易提供了一条现实通路。这对理解中国制造的新特征大有裨益，也是突破路径依赖的可行方式。

在网络问政向网络理政深入转变的过程中，作为网络理政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回应，对赢得公众信任、提高公众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政府回应等理论，借鉴顾客满意度经典评估模型，从感知质量、感知价值、政府形象三个视角构建理论模型，解释政府回应的不同表达方式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并利用文本自动计算方法对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政府回应的重视度、政府回应的真实度对公众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回应时间间隔对公众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负向影响同样存在于政府回应的相似度与满意度的关系之中。而政府回应的丰富度和说服度会受到公众诉求未解决的影响，与公众满意度之间并不存在正向关系，同时发现政府回应具有僵化回应现象。研究结果对于提高政府回应质量、提高公众对政府回应的满意度、维护政府公信力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数字技术使得人们收集与分析数据的能力大大提高,也给社会科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萨尔加尼克的《计算社会学》一书总结了数字时代社会科学的发展,认为数字技术拓展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想象力与能力,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补充,呼吁将传统研究方法与新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不过,萨尔加尼克关于计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忽略了计算模拟的方法。总的来说,萨尔加尼克这本书对于当前处于起步阶段的计算社会科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跨层级介入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治理网络舆情的重要方式，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多层级治理体制在网络社会新场景下的转型。网络社会驱使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形成“共同在场”的风险共同体并同时承担起政权维系和公共治理两个职能，当代中国的多层级治理体制也因此由统治分离转向“统”“治”重合。本文借助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验证了公共治理职能上移和政权维系职能下移与政府跨层级介入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结果发现突击维稳型、舆情延宕型、催化议程型、政治窗口型、价值溃提型和诉求积蓄型是触发跨层级介入的六种条件构型。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进一步延伸了我国多层级治理体制的类型学划分；现实意义在于，提出我国信息社会里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的职能再划分以及属地负责制的重构。

人工智能技术是当前最受关注的新兴技术领域之一，它提高了经济效率，但其生产与运行也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工智能地图集：人工智能的权力、政治和全球代价》一书从社会科学理论视角出发，批判性地反思了人工智能的环境与资源成本、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与劳动的影响、数据与算法中的权力结构，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公权力扩张等问题。作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在算法与人类之间形成新的权力关系，且它会在多个维度加剧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因此有必要限制和监管人工智能技术在特定社会领域中的运用。本文对《人工智能地图集：人工智能的权力、政治和全球代价》的主要思路进行了介绍，并从该书内容出发讨论了技术社群的最新进展和局限性。

本文讨论了格奥尔格·卢卡奇1923年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中的现实意义。卢卡奇的主客体辩证、意识形态、物化、物化意识概念,在今天的大数据和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中依然重要。《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物化、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的批判,在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时代依然高度切题。卢卡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批判地分析社交媒体、大数据和其他各种网络技术是怎样被当作物化的工具来使用的。同时,卢卡奇也提醒我们,只有人的实践才能得出替代方案。

人类科技发展带来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也为社会带来了挑战。《工具还是武器？直面人类科技最紧迫的争议性问题》一书从科技公司内部视角反思科技使用的结果，提出科技管理创新要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呼吁公共部门和科技公司加强合作。其中，该书提出系统性短视和监管的缺位是科技成为武器的系统性制度因素，并且进一步分析了监管缺位的原因。本文通过对书中内容的介绍，将书中观点置于现代性反思语境中展开讨论，反思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并且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逐步消除技术异化。

在现代性语境中，尤其是在数字时代的今天，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样态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媒介。媒介并非简单的信息载体和可被使用的工具，而是具有内在结构和驱力的物质性系统。在存在意义上，媒介构成了塑形人与物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的场境。本文以福柯的话语分析所揭示的话语构序在媒介化意义上的重构为导引，试图将数字时代的媒介场境揭示为横向和纵向的双向度断裂，并在后者向度上展现基于媒介体系形成的垂直权力构序。基于以上探讨，本文将媒介理论延伸到本体论层面，试图提出媒介本体论范式的一种建构，并由此探索肯定性的媒介化之可能。